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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白菜网 - 何大伟:欧洲图书馆所藏《永乐大典》综述

注册白菜网,目前欧洲共收藏五十九册《永乐大典》,其中英国五十一册,德国五册,爱尔兰三册。具体分布情况如下:大英图书馆二十四册,英国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十九册,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五册,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四册,爱尔兰切斯特·比蒂图书馆三册,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两册,英国阿伯丁大学一册,德国柏林国家图书馆一册。英国的图书馆中曾经还有两册《永乐大典》:一册在伦敦图书馆,1971年被售予纽约的一个商人,后来不知所踪;另一册在阿伯丁文法中学图书馆,很可能毁于该校1986年的一场大火,那场火烧掉了图书馆及其藏书。

除此之外,可能还有很少一部分在私人收藏家手里,或者是在其他图书馆但无人能识别。还有,某些曾经收藏在欧洲的卷册后来又出现在其他地方。比如,翟理斯(herbert a.giles)曾经藏有五册,但是只将其中两册交给了英国的图书馆(大英博物馆和剑桥大学图书馆各一册),其余三册则被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。1919年夏,梁启超游历英国期间,从伦敦鲁扎克书店(luzac &co.)购买了七册。这些后来全部被带出英国:三册回到中国,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;两册藏于康奈尔大学图书馆;一册藏于中国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;另外一册下落不明。

上述藏书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查明其来源。从已知的来源看,这些书的踪迹均可追溯至1900年6月23日星期六翰林院被毁那天。尽管之前有成千上万册已经被转移,尤其是编纂《四库全书》期间,但是没有证据表明欧洲所藏《永乐大典》是翰林院被毁之前从中国流失的。

当时中国人的排外情绪持续高涨,至1900年春的义和团运动达到顶峰。为了安全起见,北京的外国侨民聚居在靠近紫禁城东南角的一大片使馆区。英国使馆是最大的一个,其北边就是翰林院的南墙,当时聚集了使馆工作人员、清朝皇家海关工作人员、当地传教士及其他工作人员,还有从大沽登陆、前来保护使馆的部分英国军队。从6月中旬外国侨民撤回使馆开始,至8月14日联军进入北京解救他们,这段时间就是众所周知的“使馆之围”。

这个时候,中国政府已经承认义和团袭击外国人是合法的,并对其采取招抚政策。6月23日星期六,大约二百五十名士兵在董福祥的率领下占领了翰林院并在那里纵火,希望火势能趁着北风曼延至使馆区。在此之前,外国人不得进入翰林院,他们也深知中国人对翰林院所怀的敬畏之情。但是这个时候,他们认为不但要及时灭火,以免火势危及使馆,而且还要将威胁使馆安全的士兵驱逐出去。与此同时,一小拨人得到英国海军上校b.m. strouts的允许而进入翰林院,strouts是英国海军陆战队的指挥官。在普尔上校(captainfrancispoole)的带领下,一个由十名英国海军、五名美国海军、五名海关志愿者,以及《泰晤士报》驻北京记者莫理循(georgeernest morrison)和英国使馆的实习译员巴尔(l. h. r.barr)组成的小队破墙而入。普尔上校是英国军官,当时在北京学中文。使馆被围期间,他受命指挥志愿者保卫使馆区北边的边界。他们驱逐了中国军队,并扑灭了翰林院大火。

之后,他们顺手牵羊拿走了一些《永乐大典》的残余卷册。而在此之前,据报道,双方都曾使用大量《永乐大典》的卷册来加固各自的防御。

从事后拍摄的一张照片来看,普尔当时坐在翰林院里,地上堆积的书看上去像《永乐大典》。他获取了一册,1960年,他的遗孀将其卖给了大英图书馆。thomas biggin(身份未知,很有可能是英国海军士兵)在翰林院的废墟中“发现”一册《永乐大典》,并于1907年赠予博德利图书馆。目前亚非学院收藏的两册《永乐大典》似乎是莫理循所得。翟兰思在其回忆録里写道:

翰林院几乎被付之一炬。人们试图抢救著名的《永乐大典》,但是大量的卷册已经被毁,只好放弃。我得到了卷13345(!!),仅仅是作为一个标本而已。

实际上,他拿到的不止一册,他后来捐给剑桥大学图书馆的就是另外一册。白莱喜(james russellbrazier)拿到了至少三册,使馆被围期间,他就职于清朝皇家海关总税务司。1922年,他将其中一册捐给了自己的母校阿伯丁大学;1954年,其子将另外两册售予切斯特·比蒂图书馆。柏林民族学博物馆所藏四册中的三册来自斯泰老(e.a.w.vonstrauch),使馆区被围期间他也受雇于清朝皇家海关。

欧洲图书馆所藏《永乐大典》其他册的来源,要么根据原书上的题词确定,要么根据二手数据确定,但是都指向在使馆被围期间或随后与公使馆相关的人员。

这些人非但不承认自己是贼,还把自己当成是这些稀世珍宝的救星。最先在出版物里描述这段经历的是罗兰·亚伦(roland allen),他是英国公使馆的牧师,自己也获得了一册《永乐大典》:

英国人对翰林院这些文学珍品的所做所为实在是太有趣了。在那种危机关头,那些志愿者考虑的不仅仅是如何自救,他们还采取实际行动去保护存放在高墙之内的那些精美的、无价的手写本……

著名的汉学家翟理斯(翟兰思之父)在当时一份流行的刊物上说了下面一段话:

……只有外国人伸出手去挽救(《永乐大典》),使其幸免於难。而在此之前,他们则被拒之门外。

他们和其他记録自己经历的人一样,都知道随着翰林院被毁,中国失去了一件最宝贵的文学宝藏。

1922年,一位英国军官试图向大英博物馆及博德利图书馆出售三册《永乐大典》。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在一封信里被详细记载。该信夹在博德利图书馆的第一本《永乐大典》里。这本《永乐大典》是thomasbiggin于1907年赠送的。除该信外,还发现了上述三册《永乐大典》的首页照片。从这封信里我们得知,这三册是被“一个德国军官拯救的”。结果,他们后来归莱比锡大学(leipziguniversity)所有,并于1955年12月由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归还给中国。汉堡大学(hamburguniversity)曾经拥有两册《永乐大典》,但是这两册后来被傅吾康(wolfgangfranke)用来与中国交换其他图书。还有六十四册曾经被“俄国及日本侵略者掠夺”,后来被苏联收藏,但是“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”,这些书在20世纪50年代被分三批归还中国。

以上就是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欧洲所藏《永乐大典》的情况。问题是,是否还有更多的《永乐大典》在等待人们发现?某些卷册有可能在私人收藏家手里,比如大英图书馆1989年入藏的那册,或者在与“使馆之围”相关的使节或其他家庭手里;除非这些《永乐大典》被捐给图书馆或者出现在市场上,否则我们无从知晓。还有一种可能,就是一些《永乐大典》躺在那些通常没有中文藏书的图书馆里,因而无人识别,就像最近被鉴定的藏于阿伯丁大学的那册。这样的机构很可能包括大学图书馆、乡村及宗教基金会的图书馆,甚至一些著名的学校。

欧洲图书馆所藏《永乐大典》不但存放环境安全、条件好,而且修复情况也相当不错。与其他中文古籍相比,《永乐大典》受潮的比例更高,基本可以断定,这是当年“使馆之围”的结果。不幸的是,最早入藏的两册在修复时被做成了西式封面,一册在大英图书馆,另一册在博德利图书馆。这里要感谢翟理斯,是他发现了修复中的这一问题:

我的一个儿子,翟兰思……送给我五册(《永乐大典》),这是他当时抢救出来的;我以他的名义,将其中一册捐给了剑桥大学图书馆,另一册捐给了大英博物馆。后者被浪费了。《永乐大典》的尺寸是20×12英寸,黄色封面非常有特色,而当时大英博物馆中文部的负责人sir r.douglas让人对这本漂亮的书进行了裁切,并加了硬衬。

只有两例修复是必要的——一册藏于大英图书馆,另一册藏于阿伯丁大学图书馆——这两例是根据现代最高标准进行修复的,完全尊重书的原貌。

20世纪二三十年代,袁同礼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去寻访现存《永乐大典》的下落,并为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对这些《永乐大典》进行拍照复制,以其他卷的仿抄本进行交换,这些仿抄本保留了原书的所有特征,不但尺寸和封面与原书全无二致,甚至对原书封面的修补以及所带有的《四库全书》的签条也保留了下来。

欧洲图书馆所藏《永乐大典》已经分别于1960年和1984年被中华书局全部复印,只有五册例外,即大英图书馆两册,切斯特·比蒂图书馆两册,以及最新发现的阿伯丁大学图书馆的一册。大英图书馆两册中有一册格外珍贵,因为它与现存另外一卷连起来就构成了完整的《相龙法》一书,里面还有一些有趣的插图。这一卷与大英图书馆的另外一卷以及切斯特·比蒂图书馆所藏两卷于2003年被上海辞书出版社复印出版,因此,欧洲所藏《永乐大典》中唯一没被复印出版的就是阿伯丁大学收藏的这一册。

中华书局的影印版中没有收入大维德基金会所藏《永乐大典》中的乾隆皇帝的手稿,因为严格说来这不属于《永乐大典》,尽管它也很有价值。

[英]何大伟(david helliwell)撰,许海燕译,[德]邵玉书(joshua seufert)、刘楠楠审校